第360章 民族的未来
林朝阳非常清楚，陆遥所谓的“难以翻阅的大山”应该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部著作《平凡的世界》，煌煌百万字，称得上是一部巨作。
林朝阳更清楚以陆遥的才能写出这部小说来并不是问题，陆遥现在需要的更多的是鼓励。
他笑着说道：“山就在那里，你去，自然能翻过去。”
陆遥闻言微微一愣，随后面露沉思，过了片刻，他重重的点了点头，“你说的对，山就在那里。”
林朝阳这句话虽简单，却包涵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气魄，让陆遥心中也不禁生出一股舍我其谁的信心来。
“朝阳，这部书我一定会写出来的。”
林朝阳拍拍他的肩膀，“加油！”
次日上午，全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正式在桃园宾馆的宴会厅里举行，会场布置的与正常的座谈会没什么不同，就是规模大了点。
这次座谈会来了全国各地大几十位正当年的作家，还有一些编辑和评论家。
章光年这个文协首领主持会议，先是冠冕堂皇的讲了一番话，然后便邀请与会作家们发言。
这次来的作家大多都是中青年，王算是其中辈分和年纪比较大的，同时他又身兼《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章光年邀请他第一个发言。
王这个人说话办事向来是圆滑的，他讲起自己对于“农村题材”小说的认识和理解，言语间全是辩证的说词，滴水不漏。
听他的讲话，有些在场青年作家面露不屑。
这个年代文化界提倡思想解放和直抒己见，在他们看来，王的发言无疑是妄图左右逢源。
等王发完言之后，又到了唐因讲话，他聊的话题亦政亦文，很多外省作家听着都不太感冒。
这也是这个年代燕京作家与外省作家交流时的一个常态，可能是因为身在首都的原因，燕京的作家们总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命题下，“左右”摇摆，间或夹杂一些时政内幕，却言不尽。
这样一来，双方的交流就显得隔了一层屏障，难以交心。
许是察觉到了一些外省作家的厌烦情绪，章光年在唐因发言结束后没有立刻说话，而是眼神在附近的作家身上游弋了一圈，最后落在了一个浑水摸鱼的身影上。
“最近我们文学界有个十分火热的话题，就是朝阳同志的新作品，正好他今天也在，不如就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创作经验吧。”
林朝阳正神游天外呢，冷不丁听章光年点到他的名字，他不禁朝章光年递过去一个眼神：说好了只开会，不说话的。
章光年回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被点了名字，林朝阳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组织起语言。
“刚才王同志、唐因同志都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对于农村题材小说的认识与理解，讲的比较客观。
光年同志让我分享分享这方面的经验，说来惭愧，我是没什么准备的。
不过既然是分享嘛，那也不必苛求完全、圆满，我就说点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点体悟供大家参考吧。”
林朝阳的态度非常谦虚，但在场并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的发言。
在这些同行眼中，林朝阳的水平一直处于中国文学界的领军水平，在保持着高质量的输出前提下，还保证了非常高的效率。
出道不过几年时间，他的代表作已经比在座有些人的全部创作都要多了。
“今天我们谈的是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我本人就出身于农村，我在农村待到二十岁才进城。
我敢说自己是个农村人，但却不敢说自己了解农村。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自身的年龄与阅历所限，另一方面，一个更主要的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是农村？”
林朝阳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让在场的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什么是农村？
看似明知故问，但真当人们开始认真思考时，却没办法简单的用几句话来概括。
“从狭义上来说，我从小生活的、看到过的地方都叫作农村，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文学界建国以来所谓的‘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农村’。
从五十年代开始，农业合作化、大YJ、人民公社运动、两条道路……到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分田到户、农村改革。
我们的农村似乎被压缩成了一张纸，它是如此的扁平和乏味，好像只有这么三五十年的历史，只有那些地主长工的故事。
但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农村’他以前是什么样的？我们国家其他地方的‘农村’又是什么样？
我跟文学界的朋友聊天，有人跟我说，他以前在汨罗江边插队，离着他不到二十公里就是屈子祠，他听着当地的方言还能与楚辞当中的用词联系起来。
我记得忠实同志跟我说，他的老家叫灞桥村，就是“灞桥折柳”的那个“灞桥”。
春秋时秦穆公建灞桥，《雍录》上记：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出、潼两关者，路必由之。
王昌龄著《灞桥赋》曰：惟于灞，惟灞于源，当秦地之冲口，束东衢之走辕，拖偃蹇以横曳，若长虹之未翻。
从他们的口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如今的农村在千百年前也曾是人杰地灵、风云汇聚之地。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读沈丛文的文章，就对湘西多加注意，据史料记载：
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这里也就是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
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
这也就是传说中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到山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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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朝阳更清楚以陆遥的才能写出这部小说来并不是问题，陆遥现在需要的更多的是鼓励。
他笑着说道：“山就在那里，你去，自然能翻过去。”
陆遥闻言微微一愣，随后面露沉思，过了片刻，他重重的点了点头，“你说的对，山就在那里。”
林朝阳这句话虽简单，却包涵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气魄，让陆遥心中也不禁生出一股舍我其谁的信心来。
“朝阳，这部书我一定会写出来的。”
林朝阳拍拍他的肩膀，“加油！”
次日上午，全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正式在桃园宾馆的宴会厅里举行，会场布置的与正常的座谈会没什么不同，就是规模大了点。
这次座谈会来了全国各地大几十位正当年的作家，还有一些编辑和评论家。
章光年这个文协首领主持会议，先是冠冕堂皇的讲了一番话，然后便邀请与会作家们发言。
这次来的作家大多都是中青年，王算是其中辈分和年纪比较大的，同时他又身兼《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章光年邀请他第一个发言。
王这个人说话办事向来是圆滑的，他讲起自己对于“农村题材”小说的认识和理解，言语间全是辩证的说词，滴水不漏。
听他的讲话，有些在场青年作家面露不屑。
这个年代文化界提倡思想解放和直抒己见，在他们看来，王的发言无疑是妄图左右逢源。
等王发完言之后，又到了唐因讲话，他聊的话题亦政亦文，很多外省作家听着都不太感冒。
这也是这个年代燕京作家与外省作家交流时的一个常态，可能是因为身在首都的原因，燕京的作家们总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命题下，“左右”摇摆，间或夹杂一些时政内幕，却言不尽。
这样一来，双方的交流就显得隔了一层屏障，难以交心。
许是察觉到了一些外省作家的厌烦情绪，章光年在唐因发言结束后没有立刻说话，而是眼神在附近的作家身上游弋了一圈，最后落在了一个浑水摸鱼的身影上。
“最近我们文学界有个十分火热的话题，就是朝阳同志的新作品，正好他今天也在，不如就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创作经验吧。”
林朝阳正神游天外呢，冷不丁听章光年点到他的名字，他不禁朝章光年递过去一个眼神：说好了只开会，不说话的。
章光年回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被点了名字，林朝阳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组织起语言。
“刚才王同志、唐因同志都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对于农村题材小说的认识与理解，讲的比较客观。
光年同志让我分享分享这方面的经验，说来惭愧，我是没什么准备的。
不过既然是分享嘛，那也不必苛求完全、圆满，我就说点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点体悟供大家参考吧。”
林朝阳的态度非常谦虚，但在场并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的发言。
在这些同行眼中，林朝阳的水平一直处于中国文学界的领军水平，在保持着高质量的输出前提下，还保证了非常高的效率。
出道不过几年时间，他的代表作已经比在座有些人的全部创作都要多了。
“今天我们谈的是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我本人就出身于农村，我在农村待到二十岁才进城。
我敢说自己是个农村人，但却不敢说自己了解农村。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自身的年龄与阅历所限，另一方面，一个更主要的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是农村？”
林朝阳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让在场的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什么是农村？
看似明知故问，但真当人们开始认真思考时，却没办法简单的用几句话来概括。
“从狭义上来说，我从小生活的、看到过的地方都叫作农村，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文学界建国以来所谓的‘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农村’。
从五十年代开始，农业合作化、大YJ、人民公社运动、两条道路……到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分田到户、农村改革。
我们的农村似乎被压缩成了一张纸，它是如此的扁平和乏味，好像只有这么三五十年的历史，只有那些地主长工的故事。
但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农村’他以前是什么样的？我们国家其他地方的‘农村’又是什么样？
我跟文学界的朋友聊天，有人跟我说，他以前在汨罗江边插队，离着他不到二十公里就是屈子祠，他听着当地的方言还能与楚辞当中的用词联系起来。
我记得忠实同志跟我说，他的老家叫灞桥村，就是“灞桥折柳”的那个“灞桥”。
春秋时秦穆公建灞桥，《雍录》上记：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出、潼两关者，路必由之。
王昌龄著《灞桥赋》曰：惟于灞，惟灞于源，当秦地之冲口，束东衢之走辕，拖偃蹇以横曳，若长虹之未翻。
从他们的口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如今的农村在千百年前也曾是人杰地灵、风云汇聚之地。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读沈丛文的文章，就对湘西多加注意，据史料记载：
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这里也就是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
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
这也就是传说中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到山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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