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1章 台湾欢迎你
“周生，不好意思啊，刚把佩佩送走，我下午去看望伯父……好的，好的，再会。”
周一的时候，冼耀文并未如约去医院看望周懋臣，而是借口陪伴岑佩佩给周孝赟打了个电话说延期，他就是想抻一抻，看看周懋臣的心会不会乱起来。
如今岑佩佩走了，他也是时候去看望周懋臣。
刚搁下电话，办公室的门被叩响，两秒钟后门被推开，吴婉芳走了进来。
“老板，新光标准内衣染织整理厂的傅良骏先生来拜访。”
“傅良骏？”冼耀文脑子稍稍一转便搜索出对应资料信息，“快请进来，不了，还是我亲自请。”
说着，冼耀文站起身往办公室外走去。
从1942年9月25日起，连续6天，上海两家报纸《申报》和《新闻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第一份广告以一个巨大的问号“S”开头，并附有一句话，提醒读者请关注明天的广告。
每一天，就像一个谜语一样，广告都会增加一个字母，到第五天，广告拼出一個单词“Smart”，到了第六天，才登出完整的广告“Smart司麦脱衬衣”。
这个广告是一个叫王莺的人的手笔，王莺当时是新光标准的总经理，而傅良骏是新光标准的创始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令傅良骏以及其他几个联合创始人看见了生产本土衬衣的商机，1933年，新光标准成立于法租界吕班路，初始只有9名工人，每天用3台脚踏缝纫机缝制6打衬衣，手工缝制纽扣。
尽管当时东洋衬衣遭到抵制，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外国衬衣仍然占据着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国内竞争也很激烈，仅上海就有140多家衬衣厂，其中不乏黄鸿钧的ABC内衣厂这种拥有1400名工人的超级大厂。
为了发展业务，新光标准于1934年开始为葡萄牙品牌“Dice”生产衬衣，同时也生产自己的“新光标准”品牌。
发展到1937年，新光标准的业绩已经足够好，因此搬进了位于迪拜大道27号的一栋四层建筑，一楼是商店，三层是工厂，共有30名工人。后来，在同一地点建立了一个拥有现代化设备的更大的工厂，员工人数增加到200多人。
1940年，新光标准已遍布中国各地，并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尽管该公司已经拥有生产高端衬衣的技术知识，但它仍然主要关注低端市场，因为高端客户仍然青睐外国品牌而不是本土品牌。
随着中日战争的进展，从西方进口的衬衣变得越来越难买到，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洋控制下的中国一半地区都买不到衬衣。在此背景下，经过6个月的研发，新光标准创立了“司麦脱”品牌，以填补外国品牌在高端市场留下的空白。
为了推广这个新品牌，傅良骏吸纳了营销高手、联合广告公司图画部主任王莺加盟新光标准，这才有了新颖的广告手笔。
王莺的能力不错，一板斧之后又劈出两板斧，一举将司麦脱捧为顶级衬衣品牌，并成为新光标准的主要牟利工具。
随着衬衣业务的增长，新光标准决定进行垂直整合，于1944年收购了2家织布厂和1家染厂，将所有生产线整合到唐山路60亩土地上的一个大型工厂中，到1946年，工厂拥有1200名工人，每天生产3000件衬衣和600码布料，除了用于生产自己的衬衣外，也出售给其他较小的衬衣制造商。
新光标准还在浦东经营着一所培训学校，每三个月培养大约150名毕业生，以增加劳动力。
战后，随着出口市场重新开放，新光标准立即与其他四家上海制造企业——中国线厂、天隆布厂、环球手帕和康福袜厂合作，在香港成立建力公司，作为其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总经销商。
建力公司的负责人是潘棠华，客家人，自3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在东南亚推销中国产品。海外扩张的努力非常成功，不久之后，从上海发往东南亚的出境船只就装满了成箱的司麦脱衬衣，并在泰国和新加坡设立了分公司。
国内业务也开始扩张，1946年10月，傅良骏和王莺来到香港，考察开办工厂的可能性，在中环格洛斯特酒店受到了本地商人的欢迎。
1945年至1948年间，新光标准在香港、广州、汉口、南京、长沙和台北设立了分公司。1947年初，当时的四大银行为新光标准收购上海的三家竞争对手衬衣厂和一家织布厂提供融资，使新光标准的生产能力提高了80%。
到1948年，新光标准已成为远东最大的衬衣制造商，其上海工厂拥有2500名工人，操作着20000个纱锭、1500台织机和1000台缝纫机，日产量达1万件衬衣，占上海衬衣业的一半以上。
织布厂每月生产5万码布料，染厂每月染色10万码布料。作为新成立的上海衬衣行业协会会长，36岁的傅良骏被公认为“衬衣大王”，公司总资产超过1200万港币。
去年上海解放前夕，随着战争局势变化，新光标准的10名董事会成员对公司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分歧，有说迁往香港，也有提议迁往台湾，但由于新光标准在上海拥有大量资产，董事会最终以9比1的投票决定留在上海。
唯一投反对票的股东毛腾霄设法将12台缝纫机带到台湾，在那里为新光标准开设了一家新厂。
去年五月，新光标准沐浴在新政府的新气象之下，不再生产衬衣，改而生产人民装（第二代中山装），算是自废武功，加上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认购的重担，“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查账征税，以及工人提出的加薪频率要赶上加班频率的诉求，到了今年四月，《新民晚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是傅良骏撒烂污溜往香港。
大约半个多月前，正好冼耀文在新加坡的节点，傅良骏在香港成立了新光标准（香港）公司，并在九龙马头角道设厂，生产司麦脱和新光标准品牌衬衫。
傅良骏曾送请柬到中华制衣，郑致平代表厂里去参加了剪彩仪式。
出了办公室，冼耀文直奔会客区的沙发座，相隔尚有七八米，他的脸颊已宛如秋菊般灿烂。
“傅老板，傅前辈，你好，你好。”来到傅良骏近前，冼耀文激动地说道。
傅良骏差不多174公分的个头，脸圆圆的，身体有点发福，中年人的油腻对他没未手下留情，一身笔挺的西服和脖子上拴着的领带只向外显露出他是有钱人这一信息，不见多少派头。
听见冼耀文的招呼，他将腆着的肚子往里一收，笨拙地站起身，微笑道：“冼老板，你好，傅某不请自来，还请海涵。”
“傅前辈折煞我了，新光标准是衬衣界的巨无霸，傅前辈是衬衣界的擎天柱，若不是傅前辈撑起了中国衬衣品牌的一面旗帜，好运来在东南亚的市场开拓不会如此顺利。傅前辈，请，请请请，请到我办公室坐。”
不给傅良骏回话的机会，冼耀文已是万分热情地将人往办公室迎。
请坐、泡茶、派雪茄，相对而坐，冼耀文含笑淡声说道：“傅前辈，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去参加贵号的开业仪式。”
“冼老板不必如此，郑厂长已经告知冼老板在外出差，是我没福气蓬荜生辉。”
“不敢当，不敢当，傅前辈又折煞我了。”冼耀文抱拳告饶。
“冼老板不用自谦，好运来在香港一枝独秀，在东南亚赫赫有名，就是在台湾名气也是不小，傅某今日登门是替儆寰先生跑腿给冼老板送份请柬，儆寰先生想邀请冼老板参加九月初四的洽谈会。”
冼耀文故作蹙眉，苦笑道：“傅前辈，我好像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害我。”
儆寰即雷震，年初刚被老蒋聘为国策顾问，这人是耍笔杆子的，屁股坐在拥蒋反×那一边，在右派报纸上时而能看见刊登他宣慰“同志”的文章。
文人嘛，最是擅长用避重就轻、有选择地说事实的方式颠倒黑白，跟雷震沾上，没准他会成为湘西特派专员，就是不知道四丫头会不会成他相好，一起哼唱《高山流水猎人魂》。
“冼老板不要误会，台北方面想要发展台湾的纺织业，这次的洽谈会是由儆寰先生和洪兰友洪秘书长一起主持，旨在招商，不谈政治。”
冼耀文眉头舒展，“原来如此，对政治我不感兴趣，但对生意的兴趣很大，我听闻台湾的人力成本比香港还要低，就是不知综合市场，抵消赋税之后还有没有优势。”
傅良骏淡笑道：“冼老板可以在洽谈会上听听洪兰友怎么说，如果尚可，我们大可以结伴去台湾看看。”
“傅前辈说得在理，先听听条件。”冼耀文端起茶杯，“傅前辈，请茶。”
第一次请茶，聊点行业内的话题，第二次请茶，话题继续，送客的那杯茶他没请，差不离的时候，傅良骏主动收尾告辞。
傅良骏走后，冼耀文琢磨片刻，给费宝树挂了个电话，告诉她中午不用送饭，他过去吃。
随后，他回了一趟家，找出一张东京高岛屋的商品宣传页，一番研究，写下一份拜托松田芳子代购高岛屋商品的电文内容。
其实，代购只是扯淡，他真正要发送的信息是：“找夏洛特问问第十三航空队有没有熟人。”
对赴台办厂，他的兴趣极大，制衣厂完全可以当作问路的小石子，探索未来的无限可能。台湾要去，但不能草率前往，他要先构建平等对话的平台，免得过去之后被人揉扁搓圆，随意拿捏。
……
PS：嗨过头了，删掉大半，就剩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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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的时候，冼耀文并未如约去医院看望周懋臣，而是借口陪伴岑佩佩给周孝赟打了个电话说延期，他就是想抻一抻，看看周懋臣的心会不会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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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搁下电话，办公室的门被叩响，两秒钟后门被推开，吴婉芳走了进来。
“老板，新光标准内衣染织整理厂的傅良骏先生来拜访。”
“傅良骏？”冼耀文脑子稍稍一转便搜索出对应资料信息，“快请进来，不了，还是我亲自请。”
说着，冼耀文站起身往办公室外走去。
从1942年9月25日起，连续6天，上海两家报纸《申报》和《新闻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第一份广告以一个巨大的问号“S”开头，并附有一句话，提醒读者请关注明天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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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令傅良骏以及其他几个联合创始人看见了生产本土衬衣的商机，1933年，新光标准成立于法租界吕班路，初始只有9名工人，每天用3台脚踏缝纫机缝制6打衬衣，手工缝制纽扣。
尽管当时东洋衬衣遭到抵制，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外国衬衣仍然占据着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国内竞争也很激烈，仅上海就有140多家衬衣厂，其中不乏黄鸿钧的ABC内衣厂这种拥有1400名工人的超级大厂。
为了发展业务，新光标准于1934年开始为葡萄牙品牌“Dice”生产衬衣，同时也生产自己的“新光标准”品牌。
发展到1937年，新光标准的业绩已经足够好，因此搬进了位于迪拜大道27号的一栋四层建筑，一楼是商店，三层是工厂，共有30名工人。后来，在同一地点建立了一个拥有现代化设备的更大的工厂，员工人数增加到200多人。
1940年，新光标准已遍布中国各地，并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尽管该公司已经拥有生产高端衬衣的技术知识，但它仍然主要关注低端市场，因为高端客户仍然青睐外国品牌而不是本土品牌。
随着中日战争的进展，从西方进口的衬衣变得越来越难买到，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洋控制下的中国一半地区都买不到衬衣。在此背景下，经过6个月的研发，新光标准创立了“司麦脱”品牌，以填补外国品牌在高端市场留下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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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莺的能力不错，一板斧之后又劈出两板斧，一举将司麦脱捧为顶级衬衣品牌，并成为新光标准的主要牟利工具。
随着衬衣业务的增长，新光标准决定进行垂直整合，于1944年收购了2家织布厂和1家染厂，将所有生产线整合到唐山路60亩土地上的一个大型工厂中，到1946年，工厂拥有1200名工人，每天生产3000件衬衣和600码布料，除了用于生产自己的衬衣外，也出售给其他较小的衬衣制造商。
新光标准还在浦东经营着一所培训学校，每三个月培养大约150名毕业生，以增加劳动力。
战后，随着出口市场重新开放，新光标准立即与其他四家上海制造企业——中国线厂、天隆布厂、环球手帕和康福袜厂合作，在香港成立建力公司，作为其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总经销商。
建力公司的负责人是潘棠华，客家人，自3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在东南亚推销中国产品。海外扩张的努力非常成功，不久之后，从上海发往东南亚的出境船只就装满了成箱的司麦脱衬衣，并在泰国和新加坡设立了分公司。
国内业务也开始扩张，1946年10月，傅良骏和王莺来到香港，考察开办工厂的可能性，在中环格洛斯特酒店受到了本地商人的欢迎。
1945年至1948年间，新光标准在香港、广州、汉口、南京、长沙和台北设立了分公司。1947年初，当时的四大银行为新光标准收购上海的三家竞争对手衬衣厂和一家织布厂提供融资，使新光标准的生产能力提高了80%。
到1948年，新光标准已成为远东最大的衬衣制造商，其上海工厂拥有2500名工人，操作着20000个纱锭、1500台织机和1000台缝纫机，日产量达1万件衬衣，占上海衬衣业的一半以上。
织布厂每月生产5万码布料，染厂每月染色10万码布料。作为新成立的上海衬衣行业协会会长，36岁的傅良骏被公认为“衬衣大王”，公司总资产超过1200万港币。
去年上海解放前夕，随着战争局势变化，新光标准的10名董事会成员对公司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分歧，有说迁往香港，也有提议迁往台湾，但由于新光标准在上海拥有大量资产，董事会最终以9比1的投票决定留在上海。
唯一投反对票的股东毛腾霄设法将12台缝纫机带到台湾，在那里为新光标准开设了一家新厂。
去年五月，新光标准沐浴在新政府的新气象之下，不再生产衬衣，改而生产人民装（第二代中山装），算是自废武功，加上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认购的重担，“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查账征税，以及工人提出的加薪频率要赶上加班频率的诉求，到了今年四月，《新民晚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是傅良骏撒烂污溜往香港。
大约半个多月前，正好冼耀文在新加坡的节点，傅良骏在香港成立了新光标准（香港）公司，并在九龙马头角道设厂，生产司麦脱和新光标准品牌衬衫。
傅良骏曾送请柬到中华制衣，郑致平代表厂里去参加了剪彩仪式。
出了办公室，冼耀文直奔会客区的沙发座，相隔尚有七八米，他的脸颊已宛如秋菊般灿烂。
“傅老板，傅前辈，你好，你好。”来到傅良骏近前，冼耀文激动地说道。
傅良骏差不多174公分的个头，脸圆圆的，身体有点发福，中年人的油腻对他没未手下留情，一身笔挺的西服和脖子上拴着的领带只向外显露出他是有钱人这一信息，不见多少派头。
听见冼耀文的招呼，他将腆着的肚子往里一收，笨拙地站起身，微笑道：“冼老板，你好，傅某不请自来，还请海涵。”
“傅前辈折煞我了，新光标准是衬衣界的巨无霸，傅前辈是衬衣界的擎天柱，若不是傅前辈撑起了中国衬衣品牌的一面旗帜，好运来在东南亚的市场开拓不会如此顺利。傅前辈，请，请请请，请到我办公室坐。”
不给傅良骏回话的机会，冼耀文已是万分热情地将人往办公室迎。
请坐、泡茶、派雪茄，相对而坐，冼耀文含笑淡声说道：“傅前辈，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去参加贵号的开业仪式。”
“冼老板不必如此，郑厂长已经告知冼老板在外出差，是我没福气蓬荜生辉。”
“不敢当，不敢当，傅前辈又折煞我了。”冼耀文抱拳告饶。
“冼老板不用自谦，好运来在香港一枝独秀，在东南亚赫赫有名，就是在台湾名气也是不小，傅某今日登门是替儆寰先生跑腿给冼老板送份请柬，儆寰先生想邀请冼老板参加九月初四的洽谈会。”
冼耀文故作蹙眉，苦笑道：“傅前辈，我好像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害我。”
儆寰即雷震，年初刚被老蒋聘为国策顾问，这人是耍笔杆子的，屁股坐在拥蒋反×那一边，在右派报纸上时而能看见刊登他宣慰“同志”的文章。
文人嘛，最是擅长用避重就轻、有选择地说事实的方式颠倒黑白，跟雷震沾上，没准他会成为湘西特派专员，就是不知道四丫头会不会成他相好，一起哼唱《高山流水猎人魂》。
“冼老板不要误会，台北方面想要发展台湾的纺织业，这次的洽谈会是由儆寰先生和洪兰友洪秘书长一起主持，旨在招商，不谈政治。”
冼耀文眉头舒展，“原来如此，对政治我不感兴趣，但对生意的兴趣很大，我听闻台湾的人力成本比香港还要低，就是不知综合市场，抵消赋税之后还有没有优势。”
傅良骏淡笑道：“冼老板可以在洽谈会上听听洪兰友怎么说，如果尚可，我们大可以结伴去台湾看看。”
“傅前辈说得在理，先听听条件。”冼耀文端起茶杯，“傅前辈，请茶。”
第一次请茶，聊点行业内的话题，第二次请茶，话题继续，送客的那杯茶他没请，差不离的时候，傅良骏主动收尾告辞。
傅良骏走后，冼耀文琢磨片刻，给费宝树挂了个电话，告诉她中午不用送饭，他过去吃。
随后，他回了一趟家，找出一张东京高岛屋的商品宣传页，一番研究，写下一份拜托松田芳子代购高岛屋商品的电文内容。
其实，代购只是扯淡，他真正要发送的信息是：“找夏洛特问问第十三航空队有没有熟人。”
对赴台办厂，他的兴趣极大，制衣厂完全可以当作问路的小石子，探索未来的无限可能。台湾要去，但不能草率前往，他要先构建平等对话的平台，免得过去之后被人揉扁搓圆，随意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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