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二十五章 兵制
禁军出动日久,在此之前,朝廷也曾发下几次赏赐,加起来每兵还是不到五贯钱。
此次北伐是百年未见的大征伐,两府总理全局,三司统筹财赋钱粮,在动兵之初,三司使郑裕民就已经叫苦不迭了。
钱财如流水般花了去,很快就无法支应。
然后动用天子的内藏库,再下来又得摊派钱粮。
禁军虽然三十来万人,但加上厢军在内有近五十万人,每月每兵几贯钱便是好几百万贯,在钱粮如此吃紧的情形下如何敢赏赐太多,若不是本朝有用兵之前赏赐将士的传统,将士们都有所期盼而不得不赏,怕是此前的赏赐也会节省下来。
就算如此,也只能赏禁军多,厢军少,厢军当然有怨言,但朝廷也是不以为意。那些厢军,也就只能守守军堡,在箭楼上装装样子,平时和民夫一样运送粮草,修补营垒和道路,其实就是做的民夫的活计,他们可是比民夫强的多了,民夫都是免费征徭役来效力,吃食只能保证不饿死,厢军好歹有国家给的钱粮用度,可是比民夫强的多了,他们又不能上阵拼杀,想要赏赐,也真是猪油迷了心。
“此次算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在座的都是最顶尖的文官和武将,张邦文也就不加隐瞒,他也是接到了密信,着他要好生配合陈常得,务必要说动李国瑞和岳峙等人。
至于刘国定,麦几道,李友德等人,倒是不必考虑太多,这几人是纯粹的武将,虽然位至管军,其实多半是以李国瑞和岳峙的立场为立场,叫他们转变过来并不算难。
“我要实话实说,”张邦文沉声道:“朝廷也是实在撑不下去了,现在夏税未征,摊派钱粮已经用了七成,若再耽搁下去,东胡人难撑过这个夏天,咱们却可能是比他们先要倒下来。以大军云集,粮草齐备,军械充足的情形,不去与敌拼杀,耗光钱粮之后不战而溃,李大人,岳太尉,想想是不是太不甘心?”
岳峙有些不太相信,说道:“国家一年岁入亿万贯,何至于此呢?”
“岁入一亿贯是不假,但北方隔几年被入境一次,安置流民百姓,修复被毁城池,重立被击败的禁军,打造甲胄兵器,哪一次不是被毁几十个州县,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哪一次不要花费千万贯钱?”张邦文苦笑道:“咱们已经尽量俭省,老实说,很多流民百姓都是粗粗安置,到现在京师还有十来万流民,都是河北路各军州的人,咱们也没钱粮去安置他们。北方残破,兵灾加旱灾,这些年来,只能向南方多伸手,南方也有土匪海盗为患,工商贸易都减了很多,老实说,维持现在的赋税已经算是残民了,可是也没有办法,每次禁军厢军损失,人员兵器要补足,城池也要修补,这钱花起来就心疼不得了。本朝的赋税,养六十万禁军和百万厢军,一年光是维持用的开销就占了赋税的七成,还得养十来万的官员和武将,还有内廷的几千宦官和天子,幸亏本朝的宗室勋贵俸禄有限,就是从官庄支取,除非是考中进士为官才能领官俸,宗室勋贵开销极俭,也是太祖立制立的好,若非如此,咱们早就撑不住了。在这里我就说句实话吧,这些年来,若无胡骑入侵,咱们还能财赋相抵,没有亏空。每一次胡骑入境,咱们就得或多或少的亏空一些,第二年得加些杂税,把亏空弥补上来。现在各路都叫苦不迭,大家都是咬着牙支撑住,就是因为要等着北伐筑城成功,北方不被胡骑入侵,朝廷没有亏空,能逐渐将赋税降一些下来,能把眼下的局面维持住。本朝不是用均田制,没有府兵,其实看初唐之时,府军制确实是好,但不到中唐,府军也崩溃了。这几年财赋支撑不住,颇有人提出想以府兵制来对敌,其实是办不到的事了。得先算田,算赋,均田,然后从百姓之中立府挑兵,但唐初的府军,是源自北魏,民间尚武之风浓烈,士族也就是关陇的贵家都是武人出身,以关陇世家领百年奋战不止的汉人府军,方有隋唐之初的武功。咱们没有那么多的武人世家,也没有尚武成风,百年之间与胡人奋战不休的百姓,还谈什么府军?没有府军,就只能是募兵,要么就立藩镇,现在朝廷也只能用赋税支撑着眼前的格局,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眼前的这一场战事……其实李大人身为枢密副使,这些事情应当是看的比下官清楚……”
“不,赋税之事,我就不是太了解。”李国瑞面沉如水,他一直知道朝廷财赋吃紧,但经过眼前张邦文这么一解说,才知道就算是比拼国力,大魏也未必会稳赢。
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现在竟是千疮百孔的局面了。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养兵费用过多,所以张邦文才提起魏晋隋唐时的府军制度。
在府兵制之前是秦国以军功授爵的办法来养兵,这样节省日常的军饷开销,秦军都是从农民中征伍,汉军也是,汉的常备军只有几万人,有大征伐时,征调各郡国兵,再从长安出动北军出征,如果再出动大规模的骑兵,就是从边郡加大动员的力度,同时朝廷负担兵器和战马的开销,因为对匈奴战事的规模庞大,而且旷日持久,以文景两代与民休息的积累,却是被汉武在北伐的战事之中,消耗一空,由此可见,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战争,真的是天生的不对等。
汉末之时,则是藏兵于各郡国,其实已经是穷兵黩武的状态了,千里之内白骨露于野,整个民间都是在一种比战国还要激烈的战乱之中,当然谈不上合理的赋税和养兵制度,无民不纳税,无农不为兵。
至晋统三国,没有多久便是内乱,然后胡人南下,进入南北朝的早期。
接着就是北魏的租庸调制度和府军制,这种赋税制和养兵制度,算是影响了中国好几百年,甚至是千年,明太祖的征税制还有养兵的卫所制,也是和北魏算一脉相承了。
大魏的募兵制,比汉之部曲唐之藩镇其实都要强,比起明朝混乱的兵制更不知道强到哪去了。
可惜的是,现在的大魏已经负担不起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了。
现在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东胡铁骑不停的打击,导致北方地方残败,善后就需要极多钱粮耗费,北方天灾不断又兵祸连结,要花费钱财防御和修复,还有军队调度,每一场大战花钱都是几百万贯起步,乃至上千万贯,实在已经是大魏财政负担不起的重担,大魏君臣,也委实是到了挑不起来的地步了。
南方工商萎缩,海盗山匪肆虐,朝廷却只能顾北方,毕竟相比而言,南方是慢性病,也致命,但还不是急症。北方却是急症,重症,险症,稍有不慎,就是亡国倾覆的局面,委实是不能有丝毫大意。
所以但凡是明白人都知道朝廷倾斜力量到北方是迫不得已,也不得不然。而对千千万万的南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看到的就是自己负担着沉重的赋税,自己抵抗海盗和土匪,朝廷收走了海量的赋税,却是对南方一无所顾,怨气日增是必然之事,群盗多如牛毛,不得不说也是和沉重的负担有分不开的关系。
李国瑞也是宰执之一,对天下之事也是处于最高的视角来看,但他不精于料理财赋之事,原本在河北路安抚使任上之时,也是尽量把财赋之事交给转运使。朝廷设各种转运使直接属于三司管辖,就是要统一各路,府,州,军,县的财赋,将唐末节度使的财权悉归中枢。安抚使若强势,转运使不免要在财赋之事上听其调派,只是要上交归于朝廷的税赋定额,其余地方财赋事,可以由安抚使自家来做决断。
李国瑞却是对财赋事不甚关心,他在任时,以选将,练兵,备战马,充武库为最要紧之事,也正是在他的提调带领之下,朝廷才会有前两年对东胡的大捷。
“不光是铜钱不足。”张邦文叹息一声,继续道:“存粮也不足七百万石了,现在只能等新春漕粮。”
在荆北和荆南,还有江西,福建,包括两浙,江南东道,这些主要的南方产粮区,大魏在两税法外还保留租庸调的征税法,夏秋两次,在征收两税的同时,也是征收粮食实物。
当然,西北,西南,中原,山东,这些地方也是要征粮,不过数额远不能和南方相比。
每年征调的粮食,包括大量的草束,是现钱之外的额外收入,粮食总数是一千一百到二百万石之间,这些粮食收入和唐末未征两税前的租庸相差不多,其后唐朝取消租庸,改为两税征钱,但很快战乱和农民起义毁了大片的征税区,而且唐末法度败坏,收了两税再征实物,还包括各种杂税在内,也就是当今大魏的征税办法。
一千多万石粮,看似很多,但北方的禁军一年就要消耗过千万石,军粮是一部份在驻扎地方购买,一部份由朝廷三司拨给。
其实大魏的粮仓储量,因为租庸调毕竟被宣布废弃,改两税法,对实物粮食,包括棉布,麻,丝,绢的征收,其实是远远不及隋唐时期。
从两者征粮和粮库的多少,还有存粮的差距,都是相当的明显。
隋文帝时,皇帝号称圣明仁厚,其实文帝聚敛之术相当高明,当时隋室在各处都筑有大型粮仓,隋朝建立的粮仓,储藏量惊人,从隋文帝到隋炀帝,整整建立了六座大粮仓,任何一座的储量都超过现在的通州仓。
李国瑞面色凝重,张邦文吐了口气,退回座位上板着脸坐直,话说到这种地步,委实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
不管是陈常得的威胁,还有放弃大军之后要背负的责任,以及自己可能被斩首的后果,祸及家人的恐惧,还有拖延战事,会给北方流寇机会,以致大魏鼎革的责任……这些东西,就如山一般的压在了李国瑞的头上。
半响之后,李国瑞方对陈常得道:“陈期门不是观察使,无有监军职责,但我要请托你一件事,若你同意,我才会动员大军主力向前,若不能,我现在就写辞章,等着何獾过来接手,却要看朝廷是不是觉得,阵前易帅是我的责任,还是朝廷诸公太过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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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北伐是百年未见的大征伐,两府总理全局,三司统筹财赋钱粮,在动兵之初,三司使郑裕民就已经叫苦不迭了。
钱财如流水般花了去,很快就无法支应。
然后动用天子的内藏库,再下来又得摊派钱粮。
禁军虽然三十来万人,但加上厢军在内有近五十万人,每月每兵几贯钱便是好几百万贯,在钱粮如此吃紧的情形下如何敢赏赐太多,若不是本朝有用兵之前赏赐将士的传统,将士们都有所期盼而不得不赏,怕是此前的赏赐也会节省下来。
就算如此,也只能赏禁军多,厢军少,厢军当然有怨言,但朝廷也是不以为意。那些厢军,也就只能守守军堡,在箭楼上装装样子,平时和民夫一样运送粮草,修补营垒和道路,其实就是做的民夫的活计,他们可是比民夫强的多了,民夫都是免费征徭役来效力,吃食只能保证不饿死,厢军好歹有国家给的钱粮用度,可是比民夫强的多了,他们又不能上阵拼杀,想要赏赐,也真是猪油迷了心。
“此次算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在座的都是最顶尖的文官和武将,张邦文也就不加隐瞒,他也是接到了密信,着他要好生配合陈常得,务必要说动李国瑞和岳峙等人。
至于刘国定,麦几道,李友德等人,倒是不必考虑太多,这几人是纯粹的武将,虽然位至管军,其实多半是以李国瑞和岳峙的立场为立场,叫他们转变过来并不算难。
“我要实话实说,”张邦文沉声道:“朝廷也是实在撑不下去了,现在夏税未征,摊派钱粮已经用了七成,若再耽搁下去,东胡人难撑过这个夏天,咱们却可能是比他们先要倒下来。以大军云集,粮草齐备,军械充足的情形,不去与敌拼杀,耗光钱粮之后不战而溃,李大人,岳太尉,想想是不是太不甘心?”
岳峙有些不太相信,说道:“国家一年岁入亿万贯,何至于此呢?”
“岁入一亿贯是不假,但北方隔几年被入境一次,安置流民百姓,修复被毁城池,重立被击败的禁军,打造甲胄兵器,哪一次不是被毁几十个州县,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哪一次不要花费千万贯钱?”张邦文苦笑道:“咱们已经尽量俭省,老实说,很多流民百姓都是粗粗安置,到现在京师还有十来万流民,都是河北路各军州的人,咱们也没钱粮去安置他们。北方残破,兵灾加旱灾,这些年来,只能向南方多伸手,南方也有土匪海盗为患,工商贸易都减了很多,老实说,维持现在的赋税已经算是残民了,可是也没有办法,每次禁军厢军损失,人员兵器要补足,城池也要修补,这钱花起来就心疼不得了。本朝的赋税,养六十万禁军和百万厢军,一年光是维持用的开销就占了赋税的七成,还得养十来万的官员和武将,还有内廷的几千宦官和天子,幸亏本朝的宗室勋贵俸禄有限,就是从官庄支取,除非是考中进士为官才能领官俸,宗室勋贵开销极俭,也是太祖立制立的好,若非如此,咱们早就撑不住了。在这里我就说句实话吧,这些年来,若无胡骑入侵,咱们还能财赋相抵,没有亏空。每一次胡骑入境,咱们就得或多或少的亏空一些,第二年得加些杂税,把亏空弥补上来。现在各路都叫苦不迭,大家都是咬着牙支撑住,就是因为要等着北伐筑城成功,北方不被胡骑入侵,朝廷没有亏空,能逐渐将赋税降一些下来,能把眼下的局面维持住。本朝不是用均田制,没有府兵,其实看初唐之时,府军制确实是好,但不到中唐,府军也崩溃了。这几年财赋支撑不住,颇有人提出想以府兵制来对敌,其实是办不到的事了。得先算田,算赋,均田,然后从百姓之中立府挑兵,但唐初的府军,是源自北魏,民间尚武之风浓烈,士族也就是关陇的贵家都是武人出身,以关陇世家领百年奋战不止的汉人府军,方有隋唐之初的武功。咱们没有那么多的武人世家,也没有尚武成风,百年之间与胡人奋战不休的百姓,还谈什么府军?没有府军,就只能是募兵,要么就立藩镇,现在朝廷也只能用赋税支撑着眼前的格局,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眼前的这一场战事……其实李大人身为枢密副使,这些事情应当是看的比下官清楚……”
“不,赋税之事,我就不是太了解。”李国瑞面沉如水,他一直知道朝廷财赋吃紧,但经过眼前张邦文这么一解说,才知道就算是比拼国力,大魏也未必会稳赢。
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现在竟是千疮百孔的局面了。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养兵费用过多,所以张邦文才提起魏晋隋唐时的府军制度。
在府兵制之前是秦国以军功授爵的办法来养兵,这样节省日常的军饷开销,秦军都是从农民中征伍,汉军也是,汉的常备军只有几万人,有大征伐时,征调各郡国兵,再从长安出动北军出征,如果再出动大规模的骑兵,就是从边郡加大动员的力度,同时朝廷负担兵器和战马的开销,因为对匈奴战事的规模庞大,而且旷日持久,以文景两代与民休息的积累,却是被汉武在北伐的战事之中,消耗一空,由此可见,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战争,真的是天生的不对等。
汉末之时,则是藏兵于各郡国,其实已经是穷兵黩武的状态了,千里之内白骨露于野,整个民间都是在一种比战国还要激烈的战乱之中,当然谈不上合理的赋税和养兵制度,无民不纳税,无农不为兵。
至晋统三国,没有多久便是内乱,然后胡人南下,进入南北朝的早期。
接着就是北魏的租庸调制度和府军制,这种赋税制和养兵制度,算是影响了中国好几百年,甚至是千年,明太祖的征税制还有养兵的卫所制,也是和北魏算一脉相承了。
大魏的募兵制,比汉之部曲唐之藩镇其实都要强,比起明朝混乱的兵制更不知道强到哪去了。
可惜的是,现在的大魏已经负担不起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了。
现在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东胡铁骑不停的打击,导致北方地方残败,善后就需要极多钱粮耗费,北方天灾不断又兵祸连结,要花费钱财防御和修复,还有军队调度,每一场大战花钱都是几百万贯起步,乃至上千万贯,实在已经是大魏财政负担不起的重担,大魏君臣,也委实是到了挑不起来的地步了。
南方工商萎缩,海盗山匪肆虐,朝廷却只能顾北方,毕竟相比而言,南方是慢性病,也致命,但还不是急症。北方却是急症,重症,险症,稍有不慎,就是亡国倾覆的局面,委实是不能有丝毫大意。
所以但凡是明白人都知道朝廷倾斜力量到北方是迫不得已,也不得不然。而对千千万万的南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看到的就是自己负担着沉重的赋税,自己抵抗海盗和土匪,朝廷收走了海量的赋税,却是对南方一无所顾,怨气日增是必然之事,群盗多如牛毛,不得不说也是和沉重的负担有分不开的关系。
李国瑞也是宰执之一,对天下之事也是处于最高的视角来看,但他不精于料理财赋之事,原本在河北路安抚使任上之时,也是尽量把财赋之事交给转运使。朝廷设各种转运使直接属于三司管辖,就是要统一各路,府,州,军,县的财赋,将唐末节度使的财权悉归中枢。安抚使若强势,转运使不免要在财赋之事上听其调派,只是要上交归于朝廷的税赋定额,其余地方财赋事,可以由安抚使自家来做决断。
李国瑞却是对财赋事不甚关心,他在任时,以选将,练兵,备战马,充武库为最要紧之事,也正是在他的提调带领之下,朝廷才会有前两年对东胡的大捷。
“不光是铜钱不足。”张邦文叹息一声,继续道:“存粮也不足七百万石了,现在只能等新春漕粮。”
在荆北和荆南,还有江西,福建,包括两浙,江南东道,这些主要的南方产粮区,大魏在两税法外还保留租庸调的征税法,夏秋两次,在征收两税的同时,也是征收粮食实物。
当然,西北,西南,中原,山东,这些地方也是要征粮,不过数额远不能和南方相比。
每年征调的粮食,包括大量的草束,是现钱之外的额外收入,粮食总数是一千一百到二百万石之间,这些粮食收入和唐末未征两税前的租庸相差不多,其后唐朝取消租庸,改为两税征钱,但很快战乱和农民起义毁了大片的征税区,而且唐末法度败坏,收了两税再征实物,还包括各种杂税在内,也就是当今大魏的征税办法。
一千多万石粮,看似很多,但北方的禁军一年就要消耗过千万石,军粮是一部份在驻扎地方购买,一部份由朝廷三司拨给。
其实大魏的粮仓储量,因为租庸调毕竟被宣布废弃,改两税法,对实物粮食,包括棉布,麻,丝,绢的征收,其实是远远不及隋唐时期。
从两者征粮和粮库的多少,还有存粮的差距,都是相当的明显。
隋文帝时,皇帝号称圣明仁厚,其实文帝聚敛之术相当高明,当时隋室在各处都筑有大型粮仓,隋朝建立的粮仓,储藏量惊人,从隋文帝到隋炀帝,整整建立了六座大粮仓,任何一座的储量都超过现在的通州仓。
李国瑞面色凝重,张邦文吐了口气,退回座位上板着脸坐直,话说到这种地步,委实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
不管是陈常得的威胁,还有放弃大军之后要背负的责任,以及自己可能被斩首的后果,祸及家人的恐惧,还有拖延战事,会给北方流寇机会,以致大魏鼎革的责任……这些东西,就如山一般的压在了李国瑞的头上。
半响之后,李国瑞方对陈常得道:“陈期门不是观察使,无有监军职责,但我要请托你一件事,若你同意,我才会动员大军主力向前,若不能,我现在就写辞章,等着何獾过来接手,却要看朝廷是不是觉得,阵前易帅是我的责任,还是朝廷诸公太过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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